三、文化生活杭大“六多”（上篇）
文科生居多的杭大生活是有独特的浪漫传说与文化气质的。
我归结起来，体现在“六个多”：舞会多、社团多、沙龙多、晚会多、讲座多、媒体多。
虽然学习生活条件艰苦，物质资源相对匮乏，但是那个时代也很注重精神的享受。除了听歌曲、读哲学、下围棋、弹吉他、写诗歌、撰书信，还有就是参加风靡校园的周末舞会。
八十年代，周末舞会成了大学校园中的一道风景线，成了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杭大当时由于文科科系齐全，所以女生特别多，尤其是外语系，早已拥有英语、德语、日语、俄语等语种，基本是女生的天下，舞会办起来自然不缺女伴。
杭大的舞会，最著名的是在第四食堂（男生食堂）举办的大舞会。八十年代，杭大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在第四食堂就餐，它的两侧是两个小卖部，一侧卖杂货另一侧卖冷饮，它前面的小广场，饭后人群熙熙攘攘；它正门的墙上，贴满了各式海报。杭大重大的事件几乎都发生在第四食堂处，它在杭大的地位，相当于纽约的“时代广场”、北大的“三角地”。
杭大第四食堂大门口（年，黄国宏摄）
第四食堂是两层结构，它的外表粗糙，就是简单的水泥涂抹石英，但里面空间面积特大。每当周六的夜幕降临时，它会发生神奇的转身。
晚饭之后，略略打扫，把条凳拖到边上，围成一圈。在售菜窗口前放上几只大音箱。用几张桌子在二楼门口一拦，就可以卖舞会门票了，几毛钱一张吧。
食堂灯光本身就一般，整个舞场笼罩在一种昏黄的弱光下，空气中还弥散着淡淡的食堂饭菜的特有气味。
请女生跳舞，当然要紧的是高帅，没有这些，有气质风度，谈吐佳，也可弥补，再不行，舞技好，也是一个亮点。女生学舞容易多了，站在边上，男生邀请，你说不会，那男生就自会应对：“我带你！”
也有女生带女生练习的，记得有一次在第四食堂，一对女生在快三舞曲中练习，没想到彼此撞腿，双双跌倒，满场哄堂大笑，她俩难为情的立马跑走了......舞场上自然还是男的比女生多，除了少数人自带舞伴外，大多数人是在舞场上临时找的，当然这需要勇气。所以，舞曲一响，胆子大的、舞技好的男生，都会抢先走到女生跟前，伸手邀请。女生市面好了，极个别女生也会对舞伴挑三拣四，刚借口累了拒绝张三，立马又接受李四，弄得张三有点尴尬。
那时基本上是跳慢四，偶尔插一下慢三、快三或迪斯科。那时的伴奏除了舞曲外，有时干脆是流行歌曲直接上火线，比如千百惠、王杰、苏芮的原唱，尤其是千百惠的歌曲，幽怨似泣，慢三标配。舞会结尾时，基本是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悠扬的乐曲一响就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了。偶尔，也有学生乐队伴奏，不会跳的，干脆就盯着人家吹奏一夜。除了健身娱乐，希望在舞会上邂逅意中人或接近平日里难以接近的梦中情人，也是一些情窦初开的八十年代大学生们的目的吧。
杭大舞会多的名声传开后，附近很多学校，比如商学院（如今的浙江工商大学，当时坐落在教工路）、杭州师范学院（如今的杭州师范大学，当时坐落在文一街）、省幼儿师范学校（坐落在如今的省外国语学院文三街校区）、省化工学校、省建筑学校的学生周末都有人慕名而来。我还记得，大约在年的冬季，杭大首届文化艺术节开幕，历时一周。在校学生会前的篮球场上，还举行了一场篝火晚会。
除了食堂里的大型舞会，有的班级还在教室搞舞会的，似乎在西二教学楼一带比较多。这种小舞会跳多了，也就偶尔跳出了出格的事情来。
年5月下旬，《人民日报》如此报道：“杭州大学在加强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的同时,加强纪律教育,从严治校,搞好校风校纪建设。最近,学校对33名参加赌博和其他违反校纪校规活动的学生分别作出了开除学籍、勒令退学、退学、留校察看、记过和警告的处分。”该报道似乎还是新华社发布的。
据传，违纪中包括个别跳黑灯舞的，这消息固然给当时的杭大带来了负面影响，但也说明了杭大治校的严格。我进校后，就根本没发现有这个现象了。
杭大当时就有法律、旅游、心理、新闻等门类齐全的科系了，都是全省最拔尖的专业（其他省内高校，还根本没有这些科系，最多只有同专业的高等专科学校，比如学法律除了杭大只有浙江政法专科学校，学新闻除了杭大只有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所以杭大校园内社团也很多，有29个社团协会。在年春，杭大内有7个社团被评为“甲级学生社团”：法学会、科普协会、经济学会、树人文学社、未来教育家协会、经济学会、财金学会、晨钟诗社。
为了加强管理，学生会社团部还专门从学生会剥离出来，于年4月成立了社团活动中心，由校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共同指导。
不好意思了，当年的公关部长是鄙人我。从文件上可以看出，当时，大伙没有传呼机、没有QQ、更没有手机，所以各自的标识是系名与寝室号码。也正因为我曾滥竽充数过这个角色，所以我才有幸知道很多杭大名人他们芳华年代的模样。
当年的校团委坐落在校东门，是二层楼结构，介于女生食堂与东操场之间，简洁而不失闹中取静。校团委书记是何文炯老师，杭大数学系届毕业，如今是国内研究社会保障学、保险学、精算学的知名专家；当年的校团委副书记是沈满洪老师，是杭大化学系届毕业生，当年他晚上经常在校团委办公室里看书办公，见到我们学弟也挺和蔼的，当时与我也算较相识吧，他后来还获得法学学士与经济学博士学位，如今是宁波大学的校长了；当时团委还有一位老师叫王咏田吧，戴着眼镜，办公室在沈老师隔壁，他有音乐特长，印象中他能亲自带领校学生文工团上台演奏的，如今似乎是省教育考试院办公室主任。
当时的学生会就在团委边上，主席是王巨华，法律系的学生；副主席是计算机系的钟绍军，如今是少将了；文艺部长是陈坚，弹得一手好吉他；女生部长是龚和艳，如今似乎是省某厅的副厅长吧；文工团团长是吴诚。我大学毕业回老家后，还是机缘巧合地碰到过来我老家的陈坚与王巨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大笑忆杭大吧......
扯远了，话题转回来，讲了舞会多社团多，就讲沙龙与辩论赛多，八十年代，文革的阴影基本消去，改革的势头越来越猛。从年开始，大学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受过没有中断的完整的基础教育的高中毕业生，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在这之前的中学毕业生高中仅仅上两年)。有人形容当时的高校是：“自由之风扑面而至，学术追求蔚然成风；学说观点，并行不悖；讲座晚会，层出不穷。无股票知识之乱耳、无炒房之风之侵扰，唯希望之充盈。青春昂扬，不知阮囊羞涩；甘苦共享，更怀远大前程。”
辩论赛，就是杭大儿女各抒家国情怀的最好论坛。年4月30日晚上，省大学生辩论赛决赛就在杭大西一教学楼阶梯教室举行，那次，夺冠的就是杭大队（亚军是计量学院），中文系研究生葛伟获得最佳辩手的称号。
我自己最早参加的一次自由辩论沙龙是在团委一楼，那次时间是年8月28日，主题是讨论当年轰动一时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央视年6月播出,在大学校园引起“河殇热”,9月3日晚，校方在校电化教室组织重播，学生们热情讨论中国未来的出路与发展。后来，该片因存在问题被禁播。如今看来，该片给当时大学生带来了热烈思辨国家未来的思潮，也存在意识的误导。年底，杭大出版社出版《重评河殇》，对该片予以反驳。）
我所在的社团中心公关部，在团委的领导下就先后承办了杭大第三届学生辩论赛（年12月）、“问春杯”辩论赛（年4月），模式应该是校团委发动各系报名，我们负责海报制作、张贴、校广播台宣传、现场布置（两次场地都安排在新外楼一楼西侧阶梯大教室）。记得评委中除了团委老师何文炯、沈满洪，校党委宣传部领导蒋希宁，还有哲学系的余式厚老师，他是逻辑学教授，每次都会上台点评，没有架子，很会“与民呵呵同乐”；辩论赛的主持人是一位叫张茹的学姐，教育或心理系的，另外中文系叶翔也与她搭档主持过。
唯一遗憾的是辩题我都没记下来，反正感觉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人们思想空前活跃。《乌托邦祭》、《自由备忘录》等书籍在大学里比较流行。当然，还有席慕蓉的诗歌，以及床头上张贴的刘晓庆、潘虹、斯琴高娃、胡慧中、林青霞、龚雪、高仓健等人的身影。
有人讲，八十年代后半期的高校，撩拨着不安，按捺着希望，隐藏着骚动。
四、文化生活杭大“六多”（下篇）
文科生多，艺术细胞集聚的地方，文艺晚会自然也多。一般每年的五四青年节、“一二.九”或元旦，校园都会举办大型晚会，校文工团会倾巢而出，此外，歌手赛、演讲赛也不少。有一次，87级化学系的一名男生上台演唱齐秦的《九个太阳》，抬头盯着大礼堂上的几盏聚光灯高歌，引得满堂大笑......多年后，当我见到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时，我脑中回想的是杭大简陋的大礼堂（电影院），因为，礼堂里没有社会上影剧院里常有的孩子哭啼声、聊天声、零食声，安静时大家一起安静、发笑时大家一起发笑，这该怎么解释？应该是物以类聚，有共同的鉴赏力吧。
蝉声中那南风吹来，校园里梧桐叶又张开，无限的离情充满心怀。每年的初夏季节，又一批师兄师姐该走了，于是各系毕业晚会接踵而至。年6月3日，是八四级外语系毕业晚会；6月5日，是中文系毕业晚会；6月8日，是体育系毕业晚会......嫩绿的梧桐叶遮盖着长长的马路，却遮不住满园的离情别绪。
如果当时大伙知道他们的母校最终会被消失，
有人会哭晕过去吗？
年9月新生进来后，具有文艺细胞的学弟学妹不少。新生入学后，各系一般会举行迎新晚会。外语系余露弹吉他演唱《爸爸的草鞋》、中文系张凌演唱《烛光里的妈妈》的情景至今令人难忘。教育系的余祖军，那时就显示出了朗诵的才华，如今是杭州电视台的大主持了。每当听到《毕业生》的歌曲，我就联想到那梧桐道、那大礼堂、那小池塘......
化学系教学楼前的小池塘
那时门票分发是先分到班级，班级再分到寝室抓阄，由于僧多粥少，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大礼堂的入口检票的保安，也成了大家求情的对象。（左右，校保卫处大概从缙云农村一下子招来了十名左右的保安）
八十年代，整个国家经历十年文革之后，骤然开放，大学生们青春激荡，理想飞扬，校园里弥漫着人文气息。学者、艺术家和思想家频频受邀来访，举办讲座与交流活动，打开世界的一个个新鲜的窗户。
当时最能打开我们的眼界的是各类讲座和名人的演讲，各种讲座的海报布满校园，尤其是第四食堂的门口墙上，内容五花八门包括气功、读书、昆剧、电影等等。
记得新闻系，年请来过香港《大公报》的总编与师生们交流。年1月13日，在西一教学楼，我们还听过著名导演谢铁骊的讲座，因他是电影《红楼梦》导演的原因吧，那天来的女生特别多。印象中规模最大一次讲座是年秋天，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后，10月15日晚上，杭大师生数千人在校长沈善洪带领下，到校门口迎接亚运健儿黄志红（著名铅球运动员）等，并在校大礼堂举行了现场问答会。第二天的《钱江晚报》，还专门刊登了这个见面会。
《钱江晚报》对杭大活动的报道
数学系还请来了著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来校讲学，他在就开始担任杭大名誉教授了。
记得经济系的史晋川老师有一次开设讲座，提到一个观点：杭大要发展，建议把黄龙饭店隔着杭大路的对面的地拿下来。那块地那时还是田野，如今是世贸国际展览中心与黄龙体育中心，绝佳宝地！
前面已经提到，当时浙江省唯一开设有新闻系的大学就是杭大，所以，作为新闻系学生们练笔的场地，杭大校园内媒体业的发达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当时校园内，就有七、八家媒体共存，分别是《杭大校报》、《杭大团讯》、《后勤信息》、《杭大学生报》、杭大广播台、《大学时代》、《杭大校友通讯》，另外还有专门供老师发表学术文章的杂志《杭大学报》，分哲学科学版与自然科学版。
《杭大校报》是办给全体师生看的，地点就在邮政所楼上的位置，当时主编是宋建勋，他后来到省人大常委会任职去了。相比校报，在学生中最有人气的应该是《杭大学生报》，它是学生们自己办的，隶属学生会。办公室在东一教学楼后面的平房里，从我保存的年4月份的报纸上，我们可以看出编辑与记者基本是新闻系的学生，顾问也是新闻系的吴工圣老师。报纸是通过信箱，分发到全校每个寝室的，大约半个月一期吧。
版面分要闻版、群工版、副刊等。细读之下，感觉当时的办报风格还是比较开放的，能对校方提出建设性批评意见。比如，针对年3月27日正式开放的新校门，我采写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放在第二版显著位置，文章假借同学之口，对新校门进行了讥讽，认为不够气派吧。此外，报纸对学校取消春假，对女生第五食堂早餐供应不足，也都提出了建设性批评。除了新闻系的同学，政治系的苏沧桑与历史系马遥平也经常《学生报》上撰文，后来成了知名作家的苏沧桑那时就以发随笔见长吧。当时的编辑中除了潘向光、张帆、沈迦等新闻系同学外，法律系的郭晓红也参与了《学生报》的编辑工作。
年杭大真实校门
当然，学生报刊登的观点，有时候也会引发不同的争议。年1月13日，刚好是学期期末考结束时，11幢女生寝室（大概87经济系的），在第四食堂前贴出大字报，反驳学生报上的一个观点，当时引发热议与跟帖（跟帖的原意就是跟着贴大字报吧？），驳斥学生报上的某观点。后来，记得当时新闻系的学长慎海雄、俞平也参与了风波的平息调解工作。
除了学生报，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新闻渠道（严格讲，那时不流行“媒体”这一称谓）是校广播台，播音员是来自各系的，我们寝室有两位同学当新闻编辑，办公地点在女生宿舍的楼上，播出时间是中饭与晚饭时间，一次约1小时，主要播放校园新闻与朗诵、乐曲等文艺节目，每次的课间休息，它也播放音乐。我最难忘的片段是，课间休息时，在音乐的伴奏下，师生们走到大草坪上散步聊天的景象。有一次，刚好播放八十年代巨星费翔的歌曲《飞扬的青春》，那蓬勃昂扬歌声霎时弥漫菁菁校园，那情那景，永驻我心！尤其那歌词，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会过时：
飞扬的青春
有泪水也有笑声
你我都相信
我们曾走过年轻
或许时间带走一切
拥有过的季节
但我们会永远记得
那段曾在阳光下的日子
......
《杭大后勤》的刊头与内容节选
《杭大后勤》，是一本杂志，主要是针对食堂、卫生、医疗等后勤工作，在校方与学生方搭建沟通的桥梁，也由新闻系学生运作。
《杭大校友通讯》由校方的杭大校友会编辑，不过也有稿子是特约新闻系学生，回原籍地采访知名杭大校友后撰写的。比如，当时，杭大中文系届毕业生张鹤鸣先生，在瑞安越剧团工作拔尖，获得中华全国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杭大校友会编辑就找到原籍瑞安的我，利用寒假去采访他。
《杭大学报》
《大学时代》杂志是团委办的，当时负责的俞继抗学长，中文系86级的，如今在绍兴社科联当领导吧。《杭大团讯》是一张不定期的小报，似乎一位叫俞涛的经济系同学在参与，基本宣传杭大学生团校的资讯。
年8月8日，杭大出版社也正式成立了。
五、校园杂忆
八十年代，高考升学率低，能进入高校的都是好不容易走过高考独木桥的读书胜出者。比如在年，全国高考才招62万人，录取率才27%（而年，浙江省高考录取率达90%以上）。那时候的大学生，也叫“天之骄子”，国家包分配，政府有补助，所以有更多的精力与更大的兴趣去考虑社会与国家的命运：不乏仰望星空的思索、不乏忧国忧民的热血。
与更远大的精神追求相比，物质生活就显得艰苦了.....我们那时候，生活条件比文革刚结束时自然好多了，毕竟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搞八、九年了。但是，衣食住行还是比较艰苦的。
先说行，当年温州交通落后，只有一条水路通往上海公平码头，一条公路通往金华杭州，这条公路是一条典型的沙石路，雨天坑坑洼洼，晴天沙尘飞扬。温州地区的车，一般是傍晚五、六点出发，顺利的话，第二天清早五、六点钟到。那时大巴里面没有卧铺、没有空调，整车人直挺挺坐十多个小时，在晃荡晃荡中到了杭州，人已经晕晕乎乎了，因为一路颠簸劳累，抵达终点站时骨头简直都散架了。更有趣的是，车到半途——永康时，很多人要被敲一笔的。怎么讲呢？因为，车半夜开到永康农村马路饭店时，两个司机变身如今的某些导游角色，要带大家下车吃宵夜，司机是到小包厢里隔开吃的，乘客呢？肚子饿了，除非省钱不吃，否则呢，呵呵，要花翻倍的价格去吃宵夜。一碗饭是5毛钱（白天才2毛钱），一碗番茄炒蛋是3块钱(杭大食堂是5毛钱)。另外呢，有人要洗把脸提提神是吧，一瓢水舀到脸盆里，要一块大洋，相当于如今的一大块排骨的钱。那时农村治安管理也薄弱，再说又是半夜，于是在饭店门口，还衍生了设摊赌博玩老千的把戏，半个小时的停车期间，乘客若上当了，设局者会追到车上讨钱。
车在凌晨抵达杭州都算顺利的。有时路阻了，那就不知道啦，我记得有一次下午才到达杭州，路上开了二十多个小时。印象深刻的是放暑假回家路上，汽车有时被困在青田山谷里，由于是夏天，闷热难耐、唇焦口燥，青田农村里的大妈大爷们，手提水果鸭蛋，围着汽车不停叫卖，真是彼此都不容易啊！所以，温州的同学，那时还是很羡慕宁波、嘉兴、金华、绍兴等地的同学，有绿皮火车坐坐呀。
我们在校园内，基本是骑自行车，基本上是男生骑车的多（女生宿舍离教学楼近点）。一辆旧车，大约六十元左右吧，相当于大人当时三分之一的月薪了。由于贵，所以盗车之风刹不住。我有一年暑假回家时，特意把旧车放到生物系宿舍的二楼走廊上，9月开学回来时，没了。那时候有一辆自行车，哪里都敢骑。烦心了，骑车去西湖兜一圈，那时西湖游客少。年9月，为了省十元车费，我硬是从杭大骑到了海宁盐官看潮水，来回90多公里，夜晚回到寝室，屁股一挨到床，疼得立马跳了起来。
住的部分，前面已经描述。如今记忆最深的还是：7月杭州酷暑难耐，没有风扇，寝室拥挤，夜晚难以入眠，怎么办？男生们想出了绝招：十点熄灯后，攀援公共浴室上的铁梯子爬到六楼楼顶，把草席铺在楼顶上睡觉......整个楼顶这里一堆，那里一团，这里放音乐，那里侃大山，热闹非凡。夜深了，大家伴着星星睡觉，凉快是凉快，只是凌晨被太阳光芒早早照醒时，发现一夜的露水已经把我们侵袭得全身酥软，然后只得迷迷糊糊去参加期末考。
年秋，新图书馆落成对外开放。一楼大厅摆满了报纸杂志，人气最旺。而二到六楼是借书、自习的好地方，窗明几净、藏书丰富。尤其是已经装上了电风扇，夏季成了学习与避暑圣地。年7月初的一天，大家晚饭后过来抢位置，由于一楼走廊门前挤满了人群，门一打开，竟然把玻璃门都挤碎了，有人还割伤了手。
（本文图片，若无署名，都来自网络，一并致谢）
虽然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竞争激烈，但是一旦步入大学，和现在相比，上大学的费用并不十分昂贵，对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并不很重。八十年代的大学教育几乎是免费的：学费、住宿由学校统一安排，费用也不贵。大家一日三餐，一律吃学校食堂，当然没有如今的什么餐厅什么风味，每餐只有一样菜（先舀给你一点蔬菜，叫菜底，再在上面放一点狮子头啊、碎肉啊什么的），过着清贫、简单的日子。不管当时的生活有多么简单，但是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等教育确实有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我们的吃住都有保障。艰苦度过四年大学的同学大有人在，并不会到了无法就读的境地。我认识的一位某山区的中文系同学，一年到头，几乎都穿如今民工才穿的绿色军服，顺利毕业，如今也是某县的行政官员了。
当时学校每个月给我们赠送27元的菜票当伙食津贴，相当于大人六分之一的月薪吧，而我们食堂里最贵的菜是红烧大排，也才6毛钱。
很多同学回忆讲，杭大学生食堂烧的大排世界上最好吃！那喷扑而来的香味，是大家的最爱！记得大排肉并非每日供应，而是隔三差五，随伴一些青菜与肉汤。卖大排的窗口也是专门的，另排一队，非同一般菜肴窗口，因为会拥挤起来，女生很少敢排队。有时，甚至到了插队打架的地步，有一次某系一个男生把别人的鼻梁都打伤了，受到了处分。
在元旦或国庆的时候，食堂有时会给你加菜吃大餐——就是多一块炸鸡块什么的，我们就很兴奋，去食堂边上的小卖部买来啤酒助兴（那时有虎跑黑啤、麦饭石什么牌子的）。
杭大女生食堂前，有个很简单的可以开小灶的餐厅，叫来宾餐厅，大概摆了十来桌，我也才去过一、两次吧。学生一般是不会去就餐的。
那时别说风扇与空调，如果有一台收录机，就是很知足的事情。一台收录机需要两个月的生活费的。一个寝室，平均也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会拥有。然后，去买来费翔、齐秦、王杰、罗大佑、千百惠、谭咏麟等人的磁带，播放歌曲欣赏音乐。当齐秦的《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出炉后，寝室公共浴室里，在冰冷的喷淋水下，不时可以听到“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的颤音嚎叫。
八十年代后期，在杭大男生中比较流行的音乐“口头禅”，除了“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外，还有崔健的《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西北风歌曲《黄土高坡》：“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电影《欢颜》插曲《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这些歌，大概能抒发当时学生内心的无奈感、迷惘感、怀乡感、怀旧感。而唱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则表达的是另外的情感：“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往前走，莫回呀头，从此后，你搭起那红绣楼呀，抛洒着红绣球呀，正打中我的头呀！”，倚窗探头吼唱这首歌时，往往是女生刚好经过公寓楼下的时候。
看电视也是比较奢侈的享受，我们公寓的每层都有一台，放在楼梯口的活动室里，周末开放供大家观看。遇到重大足球赛或者女排比赛，济济一堂，有骂娘的，有叫好的，相当热闹。年9月27日，汉城奥运会上，半决赛中，中国女排0：3负于前苏联，第一局的比分是0：15（那时一局15分制），参加奥运会前，中国女排已经是五连冠了。全国震惊，当时杭大男生宿舍里，砸下了不少热水瓶。
输了摔瓶子，赢了想上街，违规而率性，就是当时不少学子的风气。年10月26日晚，中国足球队在日本东京国立竞技场以2:0战胜日本队，获得汉城奥运会入场券，这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冲出亚洲。杭大校园顿时沸腾，晚上八点半，上千学生自发集聚在第四食堂前，然后打着横幅走到文三街欢叫了一阵，回来了。如此重大的国际比赛中，男足能在日本灌它两个球，打败对方，这种幸福如今的中国球迷是难以想象了吧。
年6月8日，世界杯在意大利米兰揭幕，为了看到精彩的阿根廷与喀麦隆的揭幕战，我们还跑到校邮政所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看，球赛结束时，已经是凌晨5点，回寝室的路上，校园里晨雾弥漫，我们引吭高歌。
相比如今的大学生，那时候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国家包分配，没有很大就业压力，大家毕业后都有铁饭碗，就是好坏问题。所以个别学生信奉“60分万岁！”，考试过关就行。不像如今的大学生，一进去就要考各种证，为自己将来的就业找工作加分。自然地，已捧有铁饭碗的八十年代大学生有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国家大事、有更强的使命感去议论改革走向。当年很流行的的一首歌是罗大佑的《明天会更好》。
唱出你的热情
伸出你的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
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几十年之后重新听到这首轰动八十年代高校校园的歌曲时，依然有几许的振奋和激动，不知今天的大学生听到这首歌时，还会象几十年前的我们一样热血沸腾吗?
当然，那时的大学生除了有更强的社会主人感，另外，由于个个是迈过狭窄的高考独木桥胜出的“天之骄子”，自负自傲思想自然也有市场，所以在某些思潮的引领下，很容易做出率性而违规的行动。
除了电视，就是看电影了。杭大礼堂（电影院），每周六晚上有电影的，几毛一张票吧，这里气氛最好，因为大家几乎统一哭与笑的。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去黄龙洞前的省艺校电影院、去后门的杭磁会堂、去莫干山路上的浙京排练厅、杭玻电影院、去文二街上的露天电影院、去西湖底下的宝石会堂看电影，宝石会堂要从保俶路进去，走很长很长的地下隧道。那时看过的知名影片有《鸳梦重温》、《罗马假日》、《城南旧事》、《芙蓉镇》、《红高粱》、《老井》、《末代皇帝》等。
年11月，校溜冰场建成，就在校游泳池斜对面，东门体育场边上。刚开始几个月，生意真叫好，人满为患,一阵热闹之后，后来似乎冷清了不少。
刚才讲到，由于毕业是包分配，学习压力不是很大，所以到了大一下学期，尤其是大二，不少人也学会了对非专业课程（就是公共必修课）的逃课。主要由于对个别课程内容的流于说教不感兴趣。逃课也不见得都是为了睡懒觉，有些是对课程内容滞后时代的无声抗议。我记得某门课开学第一节是一位女老师，由于对课程不感兴趣，率性而逃课，中途都没去了，最后去参加期末考的时候，见到的却是一位男老师，惊讶之余一问，才知道老师早换了。由于旷课，所以，很多男生在期末考前一个月是很累的，需要去女同学那里借笔记，狂抄狂背。
我最喜欢的公共课是体育，那时候，体育老师朱国华也是年轻人，他自己也喜欢足球，所以我们男生的体育课，就是足球课，分组踢，皆大欢喜，痛快至极。他有一次体育课的内容是带我们爬校门口的宝石山，体育=旅游，难忘。
我们在大学接受的都是课堂讲座式授课制度，极少有讨论式。课堂上没人打断老师的讲课，我们一边听着，一边埋头做笔记，更很少公开讨论了。
年，当我看到李敖大师在电视上侃侃而谈的时候，我不禁感慨地写了一篇博文，对当年高校的教育讲课方式提出了肤浅的反思。
《李敖——现代版的淮南橘》
年金秋时节，久居台湾的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大师李敖首次回到大陆“开讲”，在全球华人知识界兴起了李敖热。
我深深敬佩李大师特立独行的处世人格、深厚渊博的文化功底以及机警豪放的讲话艺术！我也不会认为他的观点全部正确，但我坚信他的独立人格与讲话艺术超过大陆绝大多数的文化人。
......
我想，历史悠久传统光荣的杭大尚且如此，那时的其他高校又能好到哪里去？
看看李敖吧，他的表情嬉笑怒骂、论据信手拈来的说话风格好象给我记忆中一潭死水式讲课模式投进了巨石。在年前后，我在杭大校园里初次读到他写的《传统下的独白》一书，那率真痛快、亦庄亦谐的文风让我如沫春风，拍案叫绝，说实话，当时起初心里还有点不适应，因为那文风我此前还没见过。
……
话说来回，文化底蕴与讲话艺术达到李敖水准的，全球华人中又有几位呢？
八十年代，校园外的经商潮流不可避免地折射到象牙塔内，不少同学也开始跃跃欲试地想搞点小买卖，美其名曰勤工俭学吧。那时马云还在杭师院(如今的杭师大)读书，所以没有微商一说。某班的几个同学，课余跑到体育场路上的民航售票厅倒卖机票，被公安“劝”了回来；某班的几个同学，买来煤油炉与螺蛳，下课后在宿舍楼梯口炒卖螺蛳，弄得楼道里烟雾弥漫，貌似小兵张嘎烟熏鬼子的炮楼；有的同学，医院对面，租平房经营了小书店，主打卖明信片、小礼物什么的；有的合伙，周末把女生食堂一个饭厅租过来，打出了“烛光咖啡厅”的牌子......那时教工路与天目山路交界处，有个大酒店叫花园大酒店吧，有一次专门来校园招聘女大学生服务员，很多女生就参加了在校团委一楼举行的选拔会。
从毕业辞别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了对大学时光的追忆。今日随着岁月的流逝，对大学的思念就象久存于地窖的美酒，越发浓郁，越发醇厚；随着年龄的增长，回忆具象又显得愈发迷离，愈发零星。
毕业后，我去杭州时，若有时间就有回娘家的习惯冲动，总是想去杭大逛逛。可是，发现模样大大地被改变了：女生宿舍被改造成居民区；男生宿舍住进了高中的学生（最难过的是，我一直把11幢当家，如今的宿舍大妈看我的眼神却充满了狐疑，冷傲地拒绝）；训练馆涌进的是周边市民；草地上冒现的是老人儿童；绿荫马路上停满了轿车。熙熙攘攘的年轻人流隐匿了；食堂门口充满青春气息的海报消失了；教学楼中整一繁忙的求知韵律不在了；欢乐洋溢的舞会、指点江山的沙龙，都消散了......
什么时候歌声都成了记忆
什么时候杭大失去了气息
沉寂的大地在静静的夜晚默默地哭泣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年4月，杭大师生在图书馆设灵堂悼念胡耀邦（笔者摄）
年暮春，胡耀邦同志逝世，作为浙江文科第一高校的杭大，广大师生也在校图书馆门厅设灵堂举行了庄严肃穆而井然有序的悼念仪式。
......
六、话说杭大新闻系
杭州大学于年成立新闻系，当时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个新闻系之一，年杭州大学新闻系停办。
杭大文革后恢复新闻专业的招生始于年秋季，当时隶属中文系。我于年报到时就是中文系新闻专业，杭大中文系那时也只有三个专业：汉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与新闻学。本科生一届合计起来大约也才一百出头。不过，年，中文系还有历史系与地方以委托代培的形式，开招了中文专科与历史专科的学生，各有五六十人吧。
那时，一个县，新闻媒体除了县委报道组，就是广播站，记者合起来也才几人，而且基本不可能有新闻科班出身。人们只能从有限的几张报纸、几个频道上获取信息、获得娱乐，所以那时候记者还是属于神秘行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很高尚的职业，人称是“无冕之王”。媒体不像如今，自媒体时代，人人可以当半个记者。
杭大新闻专业，一届也才招30人，录取分数线较高，温州地区包括我也才4人。我自己也是杭大恢复新闻专业后，从瑞安考进来的首个学子，那时自然是自豪得很，以为可以干一番事业的。
因为取分高，所以新闻系自然是人才济济，能人名人比比皆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同志的女儿，也在我们系就读。如今的中央纪委宣传部部长朱国贤学长，就是杭大恢复新闻专业后的首届毕业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慎海雄则是年毕业的新闻专业的学兄。
我们87级刚进去时的辅导员是王维成老师，那时图书馆新大楼刚造好，他带领我们去义务清理过图书馆后门杂草。我们新闻班的班主任是沈爱国老师，比我们才大3岁，那时还是个年轻人，杭大新闻班首届毕业生，如今是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啦。他当了我们四年的班主任，教很实用的新闻写作。一直视我们为他的嫡系部队，他是我回忆杭大时的重要元素。有个学弟这么撰文评价他：“他不但教我们专业课，还教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新闻人，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杭大人。他教会了我们什么叫职业精神，教会我们如何在复杂环境中，不迷失自我......在浙江省里的各个新闻单位里，布满了他的学生，于是我们有时候会戏称他为浙江新闻教父。但其实我更愿意称他为杭大新闻系的文脉所系，因为有他，我们这些上下年龄相差几十岁的学生才彼此粘连，守望相助。因为有他，我们才觉得读书时的那个新闻系从未远离过，一直就在那儿。”
除了他，我记得张大芝与黄旦老师教新闻理论，邬武耀老师教采访学与秘书学，吴工圣老师教新闻史，徐艰奋老师教公关学，王兴华老师教宣传学、张允若老师教外国新闻史、桑义燐老师教通讯写作、张梦新老师教我们唐代诗歌，朱菁与何扬鸣老师那时候刚过来，算最年轻的老师了。此外，中文系很多老师如刘一新、华宇清、余荩等教我们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基础写作、外国文学。如果说新闻学是教人如何宣传，是“铁肩挑道义”的入世学，那么中文系老师教的都是提升个人文学修养的，是“悠然见南山”的出世学，于后来的我受益匪浅。
记得学现代文学时，中文系老师还动用了学校大巴，送我们全系学生，先后去莫干山、绍兴、苏州等地采风观光。
我们很喜欢徐忠民老师教的摄影。徐老师为人也和气，那时候学摄影，四个同学可以暂时拥有一台学校的红梅牌相机，相当了不起了，如同如今拥有一辆豪车的感觉，我们揣着它去西湖边上抓拍，然后到学校暗房里自己冲洗出来，个个玩得兴高采烈。其他系的同学看了很羡慕，有一次，隔壁哲学系的一位同学陪老乡逛西湖，他就去租了一台相机，但是不会拍，不会换胶卷，就来向我提请求：“你能陪我们去玩，去拍照吗？路上一切费用我出”。
汤洵老师教的电影学，我们也喜欢，因为我们可以经常去电化教室看奥斯卡影片如《金色池塘》等。
那时候，很多有才华的学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很有师兄风范的慎海雄，85级的吴因军与86级的伍文杰也让我很有印象。可惜吴因军早早地离世了，他的同学如此撰文怀念他：“因军注定是不平凡的一个。他的思维，他的行为，他的文章……”
八十年代的时候，班级里三十人女生不到十人的，如今，据我了解，是倒了过来，女生远超男生，同时，传统媒体面临社会上新媒体巨大的挑战，杭大新闻系也升级为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世道变了......
Tobcontin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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